城内 InART

记得那天，我借用你的新车，我撞凹了它 我以为你一定会杀了我的 但是你没有 记得那天，我在你的新地毯上吐了满地的草莓饼 我以为你一定会厌恶我的 但是你没有 记得那天，我拖你去海滩，而它真如你所说的下了雨 我以为你会说“我告诉过你” 但是你没有 记得那天，我和所有的男人调情好让你嫉妒，而你真的嫉妒了 我以为你一定会离开我 但是你没有 记得那天，我忘了告诉你那个舞会是要穿礼服的，而你却穿了牛仔裤 我以为你一定要抛弃我了 但是你没有 是的，有许多的事你都没有做，而你容忍我钟爱我保护我 有许多许多的事情我要回报你，等你从越南回来 但是你没有 Remember the day I borrowed your brand new car and dented it? I thought you’d kill me, but you didn’t. And remember the time I dragged you to the beach, and you said it would rain, and [...]

何谓爱情
–尼采

贪婪和爱情，对于这两个概念，我们的感觉是多么不同呀!然而，这可能只是同一个欲望的两种说法罢了。
一种说法是从已经占有者的立场出发的，在他们，欲望已呈静止状态，而只为“占有物”担心；另一种说法是从贪得无厌者和渴望者的立场出发的，所以将其美化为 “好”。我们的博爱，它难道不是对新的财产 的渴望吗：同样，我们对知识、对真理的爱，以及对新奇事物的追求是否也是这样呢？
只因我们对陈旧之物、对已占有之物慢慢感到厌倦，于是伸手去攫取新的。即使风景约绝佳之地，我们只要住上三个月，就不再为我们所钟爱，而某处遥远的海滨则刺激起我们的贪欲。占有之物因为占有而变少了。我们对自己本身的兴趣总是由于这兴趣在我们身上变花样才得以维持，这也叫占有。一旦我们对占有物产生厌倦，也就对自己产生厌倦。(人们也可能因为占有太多而痛苦，把占有物抛弃或分给他人，可冠上“爱”的美名。)当我们看见某人受苦爱难，就乐于利用此时的契机，攫取他的占有物，一如慈善者和同情者所为—-他把获取新的占有物的令人欲念称之为“爱”，他在其中得到欢乐，就像在一次即将 成功的新的占有中感到欢乐一样。
一代代人的爱情最明显地表现为对占有的追求。情郎总想绝对占有渴望得到的女人，也企盼对她的灵魂和肉体拥有绝对的权力，他欲单独被爱，欲作为至高无上的、最值得渴慕的人驻留和统御在女人的灵魂里。这着实意味阒把所有的人排拒在珍贵的美好、幸福和享乐之外。这个情郎旨在把别的情敌搞得一贫洗，让自己成为金库的主人，成为“征服者”和剥削者队伍中肆无忌惮和自私至极的人，别人对他来说是可有可无、苍白而无价值的，他随时准备制造牺牲，扰乱秩序，无视他人的利益。相到这些，人们不禁感到奇怪，这种疯狂的性爱贪欲和乖戾何以在历史上被大肆美化、圣化，以致人们从中获得的爱情概念居然是：爱情与自私是对立的。实际上呢，这爱情恰恰货真价实的自私的代名词。对于这个说法，一无所有的人和渴望拥有的人还具有颇有徽词哩；而那些在爱情方面被恩赐许多占有物而也得到满足的人，比如在所有雅典人中最值得爱和被爱的索福无勒斯，有时也不免对爱情骂一声“疯狂的恶魔”，然而，爱神厄洛斯随时都在笑话这渎神者—-恰恰是他们，一向是爱神最伟大的宠儿。
当然，在世界上到处存在一种爱的延续。在延续中，两个人的渴求指向另一种新渴求，指向共同的更高的目标，即位于他们上空的理想。可是，谁熟悉这种爱情呢？谁经历过这种爱情呢？它的正确的名字叫友情。

沉默不是金
　　
　　刘瑜
　　沉默是金，人们常说。这话还被写成大字，镶在框里，贴在很多墙壁上。人们用它来告诫自己：言多必失，少说多做，祸从口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总之，能闭嘴的时候就闭嘴。

　　但是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

　　这是一本关于沉默的书。

　　 这显然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们习惯于关注言说，因为言说总是在推推搡搡试图挤进我们的视线，但在言说和言说的缝隙之间还有沉默。沉默正如言说，也有不同的光泽、质材、结构、密度，也千折百转，也惊心动魄。当恋人相拥坐在河边的晚风中，它几乎是优美的，但在另一些时候，它可以象一把刀子，切割人性暴露其中的血腥。

　　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文革期间，当学生们用皮带抽打老师、或者造反派暴力批斗“走资派”时，也有很多围观群众感到不忍，但他们只是默默地回过头去。今天的中国，朋友们聚餐，点龙虾鱼刺燕窝，结账的时候在座的人中有公职的那位“要一张发票”，这上万块钱的餐费最后摊到了谁头上，不会有人追问。

　　“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用作者泽鲁巴威尔的话来说，就是那些 “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皇帝的新装”是个典型的“房间里的大象”，但“皇帝的新装”只是个隐喻。在一个电视相亲节目中，嘉宾们七嘴八舌分析某个相亲失败的男人哪句话说错了、哪个表情不当，却绝口不谈他的职业是厨师或者鞋匠的事实，这时候，电视屏幕里站着一只大象。成百上千个人坐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开会，但谁都明白这个会只是个橡皮图章而已，在那个会议厅里，同样站着一只大象。

　　泽鲁巴维尔试图分析“房间里的大象”现象的起源和后果。有些时候，沉默也许是起源于善意和礼貌，比如在临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起他们的病情，比如和一个口吃的人聊天，我们假装注意不到他的口吃。但是另一些时候，沉默源于怯懦。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

　　另一些时候，人们所恐惧的，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解放前为理想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革命家，解放后却在屡次政治运动中保持沉默、随波逐流，很难说仅仅是因为贪生怕死，更多的恐怕是因为他们害怕被革命队伍抛弃，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孤儿”。对认同感、归属感的强烈需要，大约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密码，这个密码有时候会成为勇气的源泉，有时候却让我们蒙上了自己的眼睛。

　　所以泽鲁巴维尔分析道：沉默的人数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漩涡，从这个漩涡中挣脱出来需要的力气就越大。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面对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人们往往不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醒了自己的好觉。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自己的怯懦而恼羞成怒，你那么大喊大叫干什么？哗众取宠、爱出风头、不识时务，神经病。“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的人们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

　　好在随着大象越长越大，作者指出，它被戳破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因为随着大象越来越大，掩盖这只大象所花费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并且，目击者的增多也意味着出现“叛徒”的可能性在增大。最终，孩子小声的一句嘟囔“皇帝没穿衣服”，就可能使这只充气大象迅速地瘪下去。二战之后，德国人纷纷睁开闭上的眼睛；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人也纷纷从对斯大林的崇拜中“醒悟”过来；文革之后，曾经打得不亦乐乎的人们回头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会感到不可理喻。可惜，在众人眼睛的这一闭一睁之间，已经有无数人成了沉默的祭品。

　　拒绝发声并不奇怪，因为发声不但需要勇气，而且意味着承担。谈论全球变暖意味着我们要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意味着我们可能要选择不买车、少开暖气和空调、刻意节约用水。谈论一个政府对某个群体的迫害，意味着我们有责任去倾听那个群体的痛苦、陈述他们的主张、甚至为他们请愿、筹款。谈论现代社会里动物的养殖和屠宰方式，意味着我们要为动物权利呐喊，甚至严肃地对待素食主义这一主张。所以，为了逃避责任和不安，“还是不谈这些”为好。所以沉默是金。但是大象并不会因为你不谈论它而消失，你可以不谈论它，甚至不谈论这种不谈论，但是全球还会继续变暖，被迫害的人还在呻吟，养殖场里的牛羊猪还是在绝望中度过它们悲惨的一生，而我们还是要在所有这些痛苦面前接受良心的审判。

　　所以这本书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直视我们生活中的沉默。直视沉默也就是抵抗制度性遗忘和集体性否认的压力，直视生活中不被阳光照耀的角落、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我们自己的软弱。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http://www.bullock.cn/blogs/garbledtext/archives/153341.aspx

达纳·左哈 伊恩·马歇尔 It doesn’t interest me what you do for a living. I want to know what you ache for, and if you dare to dream of meeting your heart’s longing. 你为生存做些什么，我不关心； 我想知道，你的渴求，你是否敢于梦想， 那内心的渴望。 It doesn’t interest me how old you are. I want to know if you will risk looking like a fool for [...]

第9车厢——2011浙江高考阅读文章

【俄罗斯】米哈依尔.扎多尔诺夫

我要坐15次列车从里加去列宁格勒。我来到了火车站,我买的是第2车厢的票。我走近列车一看,前三节车厢根本就没有!买了前三节车厢票的旅客拎着大包小裹在站台上慌慌张张地来回走着。有一些乘客已经来回找了好几趟了,反复数了这次列车的车厢,但1到3车厢前面没有,后面没有,中间也没有。而且连列车长也找不着了。列车员都不知道他哪去了。我气愤地去找了站长:“第15次列车的列车长哪去了?”

　　站长说:“他就在前三节车厢里。”

　　当时我一点都感觉不出站长的答复有什么可笑了,因为外面已经吵成了一团。最后,买了前三节车厢票的旅客一半被安排到了其他车厢,一半换了下一次列车。最后大家总算是一腔怒气地到了列宁格勒。

　　回到莫斯科后,余怒未消的我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讽刺小品。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从里加寄来的道歉信和因为这次“事故”被处罚的人的名单。

　　而最有意思的是我还收到了一位基辅读者的来信。这位读者在信中说:“您的遭遇与我和我妻子上次坐火车时的遭遇比起来简直就不值一提。请你们赶快派一名记者来，我肯定不会让你们白跑一趟的！”因为他没有具体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报社也就没有派记者过去——这样的信编辑部每天都要收到很多封。后来我去基辅出差，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带上了那封信，在一个傍晚去拜访了写信人。我觉得他是不会随便开玩笑的。他不是在信中说不会让我们白跑一趟吗？他果然没让我白跑一趟。

我坐的那次列车没有前三号车厢,而这位读者在基辅坐的那次列车竟然挂了两节第9车厢。买了第9车厢票的乘客当然都坐进了前一节第9车厢,因为所有的正常人从小就知道,第8车厢后就是第9车厢,谁会想到第9车厢后还是第9车厢呢?

列车开动后,后一节第9车厢的乘务员看着空无一人的车厢,莫名其妙,于是去找了列车长:“我的车厢里一个乘客也没有!”

　　可列车长说:“肯定是售票处又弄错了!”

　　列车长说完,马上就通知了下一站卖第9车厢车票。

列车在下一个站停3分钟。买到第9车厢票的人也都是一些思维正常的人，车一停稳，大家就排起了队准备上前一节第9车厢（前一节第9车厢停的地方正好离车站入口近）。前一节第9车厢里的乘客早都睡觉了，乘务员惊惶失措地看着这么多旅客，挡着车门对众人说：“肯定是什么地方弄错了！我这儿现在只有两个空铺，其他人赶紧去找列车长吧。列车长在第1车厢，让他把大家安排到其他车厢去吧，而且大家要快点儿跑，要不车就开了。”

愤怒的乘客们拎着大包小包你追我赶地朝第1车厢跑去。列车长看着这么多远远跑来的旅客，一头雾水：“你们这是从哪儿来的啊？”

“从第9车厢来的！那个车厢早就满了！”

列车长更糊涂了。但他现在没时间研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他需要马上把这些旅客安排好。一阵忙碌之后，旅客们终于安顿好了，他松了一口气后发出了发车的命令。这时，后一节第9车厢的乘务员又来了，还是说：“我的车厢里一个乘客也没有。”

“怎么可能呢？”这次列车长认为这个乘务员肯定是疯了。

于是，列车长决定和这个乘务员一起去看看，这才发现原来这次列车有两节第9车厢。列车长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回到了自己的车厢通知了下一个车站：“摘掉第9车厢！”

当时已是深夜，负责摘车厢的那些人也是一些思维正常的人，他们数到前一节第9车厢，就把它摘了下来，拖到了备用道上，然后组装好列车就通知了列车长。列车长再一次舒了一口气，发出了发车命令，接着就准备睡觉了。可这时，后一节车厢的乘务员又出现了：“我的车厢里还是一个乘客也没有。”

我不知道在这次事故后列车长是不是疯了，但给我讲这个故事的人和他的妻子当时就在前一节第9车厢里。深夜，他去吸烟处吸烟。他边吸着烟边想：“列车怎么停这么长的时间啊？”随后他入车窗外望了一眼，这才发现，前面后面的车厢都没了踪影，就更别说车头了。四周是一大片草原，一轮圆月冷冷地照在停着第9车厢的的备用道上。他急忙叫醒了所有的乘客，大家连外衣都没穿就从铺位上跳了下来，猜测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现在是在哪儿。

听他讲到这儿，我忍不住哈哈地笑出声来。结果讲故事的人火了：“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我们第9车厢的这些乘客原本是打算去保加利亚旅游的！”

怀有各种各样愚蠢的见识乃是人类的通病。要想避免这种通病，并不需要超人的天才。下面提供的几项简单原则，虽然不能保证你不犯任何错误，却可以保证你避免一些可笑的错误。

如果一个问题但凭观察就可以解决的话，就请您亲自观察一番。亚里士多德误以为妇女牙齿的数目比男人少。这种错误，他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办法很简单。他只消请他的夫人把嘴张开亲自数一数就行了。但他却没有这样做，原因是他自以为是。自以为知道而实际上自己并不知道；这是我们人人都容易犯的一种致命错误。我自己就以为刺猬好吃油虫，理由无非是我听人这么讲过；但是如果我真的要动手动脚写一部介绍刺猬习性的著作，我就不应该妄下断语，除非我亲自看见一只刺猬享用这种并不可口的美餐。然而亚里士多德却不够谨慎。古代和中古时代的著作家谈起麒麟和火蛇来头头是道；但是他们当中的谁也没有觉得，既然如此自己从未见过任何麒麟和火蛇，那就必须避免武断。

许多事情不那么容易用经验加以检验。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在许多这类事情上有颇为激烈的主张，也有一些办法可以帮你认识自己的偏见。如果你一听到一种与你相左的意见就发怒，这就表明，你已经下意识地感觉到你那种看法没有充分理由。如果某个人硬要说2加2等于5，或者说冰岛位于赤道，你就只会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除非你自己对数学和地理也是这样无知，因而他的看法竟然动摇了你的相反的见解。最激烈的争论是关于双方都提不出充分证据的那些问题的争论。迫害见于神学领域而不见于数学领域，因为数学问题是知识问题，而神学问题则仅是见解问题。所以，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发现自己对不同的意见发起火来，你就要小心，因为一经检查，你大概就会发现，你的信念并没有充分证据。

摆脱某些武断看法的一种好办法就是设法了解一下与你所在的社会圈子不同的人们所持有的种种看法。我觉得这对削弱狭隘偏见的强烈程度很有好处。如果你无法外出旅行，也要设法和一些持不同见解的人们有些交往，或者阅读一种和你政见不同的报纸。如果这些人和这种报纸在你看来是疯狂的、乖张的、甚至是可恶的，那么你不应该忘记在人家看来你也是这样。双方的这种看法可能都是对的，但不可能都是错的。这样想一下，应该能够慎重一些。

有些人富于心理想象力。对于这些人来说，一个好办法便是设想一下自己在与一位怀有不同偏见的人进行辩论。这同实地跟论敌进行辩论比起来有一个（也只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这种方法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圣雄甘地就对铁路、轮船和机器深表遗憾，在他看来整个产业革命都要不得。也许你永远没有机会真的遇见一位抱有这种见解的人，因为在西方国家里大多数人都把现代技术的种种好处视为当然。但是如果你确实想同意这种流行的看法乃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好办法就是设想一下甘地为了反驳现代技术的种种好处而可能提出的论据，从而检验一下你自己想到的论据。我自己有时就因为进行这种想象性的对话而真的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即令没有改变原来的看法，也常常因为认识到假想的论敌有可能蛮有道理而变得不那么自以为是。

对于那些容易助长你狂妄自大的意见尤宜提防，不论男女都坚信男性或女性特别优越。双方都有不可胜数的证据。如果你自己是男性，你可以指出大多数诗人和科学家都是男子；而如果你是女性，你可以用大多数罪犯也都是男子来反唇机讥。这个问题本来就根本无法解决，但是，自尊心却使大多数人都看不到这一点，不管我们属于世界上哪个国家，我们大家总是认为我们自己的民族比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既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长处和短处，我们就把自己的价值标准加以调整，以便证明自己民族的长处乃是真正重要的长处，而其缺点相对来说则微不足道。在这个问题上，一位明白事理的人也一定会承认，它没有明显正确的答案。由于我们无法和人类之外的智者辩论清楚，所以要处理这个人之作为人的自高自大的问题就更加困难了。就我所知，处理这个普遍存在的人类自高自大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要经常提醒自己，在茫茫宇宙中一个小小角落的一颗小小星球的生命史上，人类仅仅是一个短短的插曲，而且说不定宇宙中其他地方还有一些生物，他们优越于我们的程度不亚于我们优越于水母的程度。

园丁集第41首 I long to speak the deepest words I have to say to you； but I dare not， for fear you should laugh. 我想对你说出我要说的最深的话语，我不敢，我怕你哂笑。 That is why I laugh at myself and shatter my secret in jest. 因此我嘲笑自己，把我的秘密在玩笑中打碎。 I make light of my pain， afraid you should do so. 我之所以把我的痛苦说得轻松，因为怕你会这样做。 I long to tell you [...]

偶尔看到几册印于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的线装小学课本，不禁震撼！不禁为当今的中国教育汗颜，不禁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深深忧虑！

《开明国语课本》是开明书店于上世纪 30年代初出版的一套初级小学课本，由叶圣陶先生亲自编写，丰子恺先生书写并绘插图，力求在培养儿童的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同时，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品德和人格。

老课本的编著是民间的，无关君王军阀权贵，透着民众皮肤上的冷暖，不呼口号，不居高临下，不繁文缛节。仁、义、礼、智、信，情趣，家国之源、江山之远、永恒之义，多在平白明净的故事之中。 ——邓康延

教育的最大功能是使生命产生敏感。翻阅这几册线装小书，景深里都是天地之悠悠。在此，我择其有图画有味道的几篇课文，配以拙文，分享于人，致敬民国童年。

第一课 《职业》

课文原文：猫捕鼠，犬守门，人无职业，不如猫犬。

一十八字，道出生命的庄重。

进化的自然选择，适己而利人，善哉。

不可无职业，也不可职业乱窜。犬捕鼠，多管闲事；猫看门，形同虚设。

世上职业千万，有需要就有职业；可世上好职业只有一种：喜爱又能谋生。

各司其职，便能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或能走向按需分配。这些宏大的道理和主义，猫犬不懂，却能身体力行。

第六课 《整洁》

课文原文：屠羲时曰：凡盥面，必以巾遮护衣领，卷束两袖，勿令沾湿，栉发必使光整，勿令散乱。

教一件事，先教方法。道理在事体里，厚积薄发。据称联合国一份文件用五种官方文字打印，中文最薄。

语言也可整洁。

外看是仪表，内中透情境。

一个人，一亿人从小“勿令沾湿，勿令散乱”，蕴蓄华夏男儿的堂堂仪表。

第十一课 《友爱》

课文原文：徐湛之出行，与弟同车。车轮忽折，路人来救。湛之令先抱弟，然后自下。

寥寥数语，淡淡白描，人、事、观点都有了。

众人平素相似，不一样在非常时刻。危险、利益、困顿，最考验人。

这一课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车与路都得适时检修；路有不平，人施于手；先救弱小，再自救。事小道理大，放之于雪灾、地震、车祸、旱涝、战乱而皆准。

道路决定车轮，车轮决定远方。

只是今夜城市车流里的广播正唱：心在远方，堵在路上。

第十五课 《投报》

课文原文：孙赵二女，同校读书。孙女得新书，持赠赵女。赵女取纸笔报之。

此册封三印有商务印书馆一段话：“教科书所言事实以家庭教育为主，兼及社会，皆日常习见习闻者。取材颇合儿童心理，书中间涉女子事，尤便男女共校之用……”

所以此课不只是讲孙赵二女的礼节，还在讲这个国度封建了几千年后另一半人的学堂梦想。她们是女童，她们是母亲。西方哲人曰：“一国之兴衰不是看一国之君，而是看一个个家庭的母亲。母亲哺乳了孩子，教育哺乳着母亲，谁哺乳教育呢？”
十年树木，木渐成林。光阴沉淀，积为年轮。

投桃报李，远古至今的绿色箴言。

第十六课 《不拾遗》

课文原文：王华行池畔，见地有遗金，华置金于水边，守其旁，待遗金者至，指还之。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俗世温度计上的一个温暖时刻。在川流不息的路上，在更深人静的夜里，站着人世的荣耀。

民国那会儿，军阀运辄大打出手，城乡多见兵荒马乱。大道阡陌之间，草莽英雄，世相奔逐。偏偏那一日静静站着个叫王华的童子，他守在池畔，守着金子等一个陌生的路人。读者看到他的等待，千万个如他的童子一起等待。这个简单的故事，复制为民国国民生长的一则信念。

不以黄金为最贵的年代，就是黄金年代。

第十七课 《御侮》

鸠占鹊巢，一课藏谶。
课文原文：鸠乘鹊出，占居巢中，鹊归不得入，招其群至，共逐鸠去。

鸠占鹊巢，一课藏谶。

这册课本出版十多年后，日寇军刀割裂了大半个中国，那些用胸膛死死顶住日本刺刀的汉子里，会有多少7、8岁孩儿时读了这个故事，20出头投笔从戎的血性男儿呢!

七十多年后，当我们再读这册课本，在亘古如斯的夕阳下翻到“御侮”这一页，仿佛读到了河山的密码。

真理常常是浅显的常识。真理或会被许多主义形容，被各种标准困扰，而常识，一目了然，随意地搁在青天下、树枝间。

只是截取了其中的几篇，不知道各位看了有何感受？

转自豆瓣：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268787/
图片转自当当：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1003322

风平浪静的大海，每个人都是领航员。 但是，只有阳光而无阴影，只有欢乐而无痛苦，那就不是人生。以最幸福的人的生活为例–它是一团纠缠在一起的麻线。丧母之痛和幸福祝愿彼此相接，，是我们一会伤心，一会高兴，甚至死亡本身也会使生命更加可亲。在人生的清醒的时刻，在哀痛和伤心的阴影之下，人们真实的自我最接近。 在人生或者职业的各种事务中，性格的作用比智力大得多，头脑的作用不如心情，天资不如由判断力所节制着的自制，耐心和规律。 我始终相信，开始在内心生活得更严肃的人，也会在外表上开始生活得更朴素。在一个奢华浪费的年代，我希望能向世界表明，人类真正需要的的东西是非常之微少的。 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True Nobility In a calm sea every man is a pilot. But all sunshine without shade, all pleasure without pain, is not life at all. Take the lot of the happiest—it is a tangled yarn. Bereavements and blessings, one following another, make us sad and blessed by turns. Even death [...]

——永远的夏娃 我喜欢漫游，也喜欢黄昏和黑夜交接的那一段时光。 我们现在的家，座落在一个斜斜山坡的顶上。前面的大玻璃窗看出去，星罗棋布的小白房在一脉青山上迤逦着筑到海边。 厨房的后窗根本是一幅画框，微凤吹拂着美丽的山谷，落日在海水上缓缓转红，远方低低的天边，第一颗星总像是大海里升上来的，更奇怪的是，墙下的金银花，一定要开始黄昏了，才发出淡淡的沁香来。这时候，一天的家务差不多都做完了，咖啡热着，蛋糕烘烤得恰到好处。荷西已经下工回来，电视机也开始唱广告歌。我换上舒服的凉鞋，把荷西的茶点小心的用托盘搬出来，这才摸摸他的头，对他说：“我走了。” 这时候的荷西，也许在看报，也可能盯着电视，也可能开始吃东西，他照例含糊的说一句：“旅途愉快！”便将我打发去了。 我轻轻的带上房门，呼吸着第一口甚而还有些寒冷的空气，心情不知怎的就那么踏实欢喜起来。 很少在清晨散步，除了住在撒哈拉的那一阵经常早起之外，以后可以说没有在极早的时光里生活过。 早晨是一日的开始，心情上，有一日的负担和算计，迎接未知的白日，总使人紧张而戒备。黄昏便是不同，它是温柔的夜的前奏，是释放、舒畅，教人享受生命最甜美的一段时光。 这两年多来，无论住在那里，家总是安置在近海的地方，黄昏长长的漫步成了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习惯。 在丹娜丽芙岛，现在的住家，我每日漫游的路途大致是相同的。后山下坡，穿过海也似的芭蕉园，绕过灌溉用的大水池，经过一排极华丽的深宅大院，跟 “水肺”站着谈一会闲话，再下坡，踏过一片野菊花，转弯，下到海岸线，沿着海边跑到古堡，十字港的地区就算是到了，穿进峡谷似的现代大旅馆，到渔港看船，广场打个转，图书馆借本书，这才原路回来。 每日经过女友黛娥的家，她总是抱了孩子想跟我一块去游荡，有时候看见她近乎委屈的巴望着我，总觉得自己拒绝得有些残忍。 总是哄她，用各种理由不带她去，有时候远远看见她向我走来，干脆装着不看见，掉头就跑，这样无情的一次一次甩掉她，她居然也不生气。 我喜欢适度的孤单，心灵上最释放的一刻，总舍不得跟别人共享，事实上也很难分享这绝对个人的珍宝，甚至荷西自愿留在家里看电视，我的心里都暗藏了几分喜悦。 清风明月都该应是一个人的事情，倒是吃饭，是人多些比较有味道。 每次散步，那条乡间小路上可以说是碰不到一个人影的，只有“水肺”，像是赴约会似的等在他华厦的大门口，苦盼着我经过。 “水肺”是一个八十多岁生病的德国老头子，跟他单身的儿子住在一幢极大的房子里，父子两个长得一模一样，儿子中年了，好似也病着似的。 这一家异乡人没有朋友，也不外出做事，种了一园的玫瑰花。老人因为肺水肿，已经不太能动了，天天趴在花园的门上，见我去了，老远的就一步一步将我吞下去似的望。 第一次经过老人的门口，就是被他喂喂的叫过去的。我过去了，他隔着镶花铁门，把手蓦然伸出来牢牢捉住人不放，手指冰冷的，骷髅似的大眼洞瞪着人，肺里风箱似的响，总是说：“上个月医生就说要死了，可是这个月都快完了，还没有死。” “水肺”是我自己心里给老人叫的名字，他们姓什么从来不知道，散步去了，每天被他捉住，随他乱扯什么我都忍着听，后来日子久了，究竟是烦了，常常坚决的抽开他的手，转身逃开去。 有一次老人突然问我：“你穷不穷？你先生穷不穷？”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唐突的问我，站着不响，没有回答他，带些愠怒的微笑着。 他又突然说：“我唯一的儿子，死了不放心他，订婚两次，结果都给人跑掉了，如果，如果你肯跟他——我们是有钱的人，将来都是你的，不信你进来看，进来看呀——” 我静静的看着老人，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不为钱结婚。” “可是也可以为钱结婚，是不是，是不是？” 老人又伸出手来急切的死拉住我，我悄悄抬眼往他身后望去，老人那个苍白沉默的中年儿子正躲在窗帘后面的一角偷看我。 后来我告诉荷西老人的事，荷西将我骂了一顿，说：“你已经结婚了，怎么还去跟人家争为不为金钱出嫁的事情，干脆把他骂过去才是。” 我也想过要骂这个老人，可是一经过他们的家门，看见那一园寂寂的玫瑰，心里总有些说不出的不忍和悲凉，便又和颜悦色的对待他了。 前几天老人真的死了，晚上死的，第二天清早就搬去葬了，好方便的，大概早就预备着等他死的。 听见了这个消息的黄昏，一样在散步，经过死去老人的门口，发觉跟他长得那么相像的儿子，居然代替了父亲的位置，穿了一件鲜明的红毛衣，一色一样的趴在家门口。我看见了他，本想上去说几句哀悼的话，没想到他先对我喂喂的叫了起来，那个姿势和声音，就像他父亲第一次看见我时死命的把我叫过去一个样子，我被他这怪异的举动，吓得头发根根竖了起来，青着脸往山下没命的逃，一回头，那个儿子的半身，还挂在门外向我招手。身后如此华丽的洋房，却像个大坟似的，埋葬着一个喂喂呼叫的寂寞的活人，也是够残忍的了。 这几天还是经过死去老人的家门前，那个儿子不挂在门上了——他在窗后面看我，不知是忌什么，总是加快了脚步，怕一个那么堪怜的人，也算是生命的无奈吧。 我是不喜欢芭蕉园的，一走进去，再好的夕阳都幽暗暧昧起来，无风的时候四周静得要窒息，稍稍吹过一点点微风，芭蕉叶又马上夸张的沙沙乱响。 从小听带我长大的女工人玉珍说鬼，她每说鬼时，总要顺手一指过去在父母家中院里的一丛芭蕉树，说：“鬼啊，就在那种树下面，还会哭哦！女的，抱了小孩吱吱惨哭！” 我的童年被鬼故事吓得很厉害，直到现在，看见芭蕉心里还是不自在。 散步的路，不经过密密的蕉林就到不了海边。这一段长路，总是跑的，有时候天气阴暗，出门之前总再三拜托荷西： “过十五、二十分钟左右请你站出来在阳台上给我看看，好少怕一点。” 跑过一段蕉园，抬起头来往老远高岗上的家里望，荷西如果站在那儿，那怕是个小黑点，心里也好过些。后来我天天叫他出来站一站，他不耐烦了，不再理我，我就一口气跑下去，两边树影飞也似的掠过，奔出林子，海边的路来了，这也就过了，可惜的是，芭蕉园里从来没有停下来看看是不是可以吃它一根绿蕉，总是太怕了些。 从海岸一直走到古堡那一条路是最宽敞的，没有沙滩，只有碎石遍地，那么长一条滩，只孤伶伶一棵松树委委屈屈的站着，树下市政府给放了条长木椅。 这儿没有防波堤，巨浪从来不温柔，它们几几乎总是灰色的一堆堆汹涌而来，复仇似的击打着深黑色怪形怪状的原始礁岩，每一次的冲击，水花破得天一般的高，惊天动地的散落下来，这边的大海响得万马奔腾，那边的一轮血红的落日，凄艳绝伦的静静的自往水里掉。 这两种景象配合起来，在我的感动里，竟是想象中世界末日那份摄人心魂的鬼魅和怪异，又想到日本小林正树导演的《怪谈》中的几场片景。这样的画面，总有一份诗意的凶恶，说不出是爱还是不爱，可是每天经过那张松树下的木椅，还是忍不住被吸引过去，坐下来看到痴了过去。 过了古堡，进入街道、商店、大旅馆……，混入各色各样的外籍游客里去，这本是个度假的胜地，冬暖夏凉，虽是小街小巷，人世的鲜明活泼毕竟比大自然的景象又多了一层温柔。 经过小小的渔港，船都拉上了滩，没有预备出海的迹象，有些面熟的年轻人坐着钓鱼，老人在补网，穿热裤的金发游客美女在他们身边哗笑走过，这么不同的生活和人种同住在弹丸大小的十字港，却平静得两不相涉，亦是有趣的画面。 港口的椅子上，一个外国老太太，一个西班牙老渔夫，两个人话也不通，笑眯眯的靠在一起坐着，初恋似的红着脸。 过了那么多年，《巴黎最后的探戈》才在西班牙解禁了。 港口电影院的队伍排列另外一条街。 一看是这张电影，连忙跑上去看挂着的剧照，人群里却有人在叫着：“喂，三毛，三毛！” 发觉另外一个女友卡门居然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挤在买票的队伍里，跑了上去问她：“你干嘛？” 她暧昧的笑，神经兮兮的问我：“你看不看？看不看？” “像你这种小气巴拉的样子，我就不看。”我拍拍她的头，斜斜睇着她，她一下气得很。 “这不是色情片，它有它本身的意义。”她十分严肃的分析起来，声音也大了。 “啊！这么严重，我更不要看了。”我又笑她，她气得想掐我又不敢离开队伍。 “我去买冰棒，你吃不吃？”我问地，她摇摇头，用手指指远方，原来是她的摄影家先生慢慢晃来了。 在广场向老祖母买冰棒，向她要柠檬的，她必定给人凤梨的，要凤梨的，她一定弄成柠檬的，跟她换，她会骂人。 很喜欢向她买冰棒，总得站好，专心想好，相反的要，得来才是正的。 我一向是向她要柠檬，得来正是我要的凤梨。有一次想，如果向老太婆买桔子冰棒，不知她弄成什么，结果她没弄错，我大大失望一番，以为桔子会变草莓的。 [...]

　　对于我们的幸福，勇气是一种非常关键的、仅次于聪明睿智的素质。当然，我们无法给予自己这两种素质——前者我们得之于父亲，而后者遗传自母亲—— 但是，不管我们具备这两种素质的程度为何，通过决心和练习都可以增进它们。在这一个“铁造的骰子决定一切”的世界，我们需要铁一般刚强的感觉意识，作为承受命运、防范他人的盔甲武器。这是因为人的一生就是一场战斗。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引起争斗。伏尔泰说得很对。“在这世上，我们只有挺着剑前行才能取得成功；我们死去的时候，手上仍然紧握着武器”。因此，一个人如果看见天空——或者只是在地平线上——出现了阴云，就沮丧气馁、怨天尤人，那这个人就是胆怯、懦弱之辈。我们的格言应该是这样的：“在邪恶面前不要让步，应该勇敢无畏地面对它。”（维吉尔语）就算是一件有危险的事情，只要它的结局仍然悬而未决，只要还存在得到一个更好结局的可能，那我们就不要胆怯、犹豫，而应该努力抗争，正如我们只要还看到一小片蓝色的天空，我们就不应对天气感到绝望一样。的确，我们应该这样说：“就算世界倒塌了下来，一片的废墟也不会改变他的脸色。”

　　别说生命中得到的各样好处，就算是整个生命，也不值得我们为它如此心惊胆战：

　　所以，他勇敢地生活，英勇地面对命运的打击。

　　——贺拉斯

但是，这有可能变得过犹不及：因为勇气会酿成冒失放肆。

　　一定程度的腼腆畏惧对于我们在这一世界的生存是必需的，懦弱只是畏惧超出了限度而已。培根对于畏惧所作出的语源学上的解释比保存下来的普卢塔克的论述更进一步，他的表达令人赞叹。他从“潘”——这拟人化的大自然——中引出这一点。

　　他说：事物的本性使所有的生物都具备了畏惧，这使他们得以躲避灾祸，保存生命。但是，这一本性却不会懂得节制有度，它总是把无用空洞的害怕和那些有益的害怕混合在一起，所有生物（如果我们能够窥见其内心），尤其是人类内心因此都充满了这种大自然所共有的畏惧。另外，这种大自然所共有的畏惧的典型特征就是它并不清晰地意识到生发这种畏惧的根据，它对这些根据是假设甚于认识。的确，万不得已的时候，畏惧本身就成为畏惧的理由了。

这篇小说1979年发表在《北京文艺》上，那个年代就敢于不顾争议地发表这种文章，我觉得作者和编辑都是很有勇气的。以及有些关于世界上最美好的某件事情的观念，一代一代，总有些东西是一以贯之的。 来自豆瓣：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6244335/ 我和我们这个共和国同年。三十岁，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那是太年轻了。而对一个姑娘来说，却有嫁不出去的危险。 不过，眼下我倒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求婚者。看见过希腊伟大的雕塑家米伦所创造的“掷铁饼者”那座雕塑么？乔林的身躯几乎就是那尊雕塑的翻版。即使在冬天，臃肿的棉衣也不能掩盖住他身上那些线条的优美的轮廓。他的面孔黝黑，鼻子、嘴巴的线条都很粗犷。宽阔的前额下，是一双长长的眼睛。光看这张脸和这个身躯，大多数的姑娘都会喜欢他。 可是，倒是我自己拿不准主意要不要嫁给他。因为我闹不清楚我究竟爱他的什么，而他又爱我的什么？ 我知道，已经有人在背地里说长道短：“凭她那些条件，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在他们的想象中，我不过是一头劣种的牲畜，却变着法儿想要混个肯出大价钱的冤大头。这使他们感到气恼，好像我真的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冒犯了众人的事情。 自然，我不能对他们过于苛求。在商品生产还存在的社会里，婚姻，也像其它的许多问题一样，难免不带着商品交换的烙印。 我和乔林相处将近两年了，可直到现在我还摸不透他那缄默的习惯到底是因为不爱讲话，还是因为讲不出来什么？逢到我起意要对他来点智力测验，一定逼着他说出对某事或某物的看法时，他也只能说出托儿所里常用的那种词藻：“好！”或“不好！”就这么两挡，再也不能换换别的花样儿了。 当我问起：“乔林，你为什么爱我”的时候，他认真地思索了好一阵子。对他来说，那段时间实在够长了。凭着他那宽阔的额头上难得出现的皱纹，我知道，他那美丽的脑壳里面的组织细胞，一定在进行着紧张的思维活动。我不由地对他生出一种怜悯和一种歉意，好像我用这个问题刁难了他。 然后，他抬起那双儿童般的、清澈的眸子对我说：“因为你好！” 我的心被一种深刻的寂寞填满了。“谢谢你，乔林！” 我不由地想：当他成为我的丈夫，我也成为他的妻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妻子和丈夫的责任和义务承担到底呢？也许能够。因为法律和道义已经紧紧地把我们拴在一起。而如果我们仅仅是遵从着法律和道义来承担彼此的责任和义务，那又是多么悲哀啊！那么，有没有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更坚实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呢？ 逢到我这样想着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古怪的感觉，好像我不是一个准备出嫁的姑娘，而是一个研究社会学的老学究。 也许我不必想这么许多，我们可以照大多数的家庭那样生活下去：生儿育女，厮守在一起，绝对地保持着法律所规定的忠诚……虽说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可在这点上，倒也不妨像几千年来人们所做过的那样，把婚姻当成一种传宗接代的工具，一种交换、买卖，而婚姻和爱情也可以是分离着的。既然许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为什么我就偏偏不可以照这样过下去呢？ 不，我还是下不了决心。我想起小的时候，我总是没缘没故地整夜啼哭，不仅闹得自己睡不安生，也闹得全家睡不安生。我那没有什么文化却相当有见地的老保姆说我“贼风入耳”了。我想这带有预言性的结论，大概很有一点科学性，因为直到如今我还依然如故，总好拿些不成问题的问题不但搅扰得自己不得安宁，也搅扰得别人不得安宁。所谓“禀性难移”吧！ 我呢，还会想到我的母亲，如果她还活着，她会对我的这些想法，对乔林，对我要不要答应他的求婚说些什么？ 我之所以习惯地想到她，绝不因为她是一个严酷的母亲，即使已经不在人世也依然用她的阴魂主宰着我的命运。不，她甚至不是母亲，而是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我想，这多半就是我那么爱她，一想到她已经离我远去便悲从中来的原因吧！ 她从不教训我，她只是用她那没有什么女性温存的低沉的嗓音，柔和地对我谈她一生中的过失或成功，让我从这过失或成功里找到我自己需要的东西。不过，她成功的时候似乎很少，一生里总是伴着许许多多的失败。 在她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她总是用那双细细的、灵秀的眼睛长久地跟随着我，仿佛在估量着我有没有独立生活下去的能力，又好像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叮嘱我，可又拿不准主意该不该对我说。准是我那没心没肺，凡事都不大有所谓的派头让她感到了悬心。她忽然冒出了一句：“珊珊，要是你吃不准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我看你就是独身生活下去，也比糊里糊涂地嫁出去要好得多！” 照别人看来，做为一个母亲，对女儿讲这样的话，似乎不近情理。而在我看来，那句话里包含着以往生活里的极其痛苦的经验。我倒不觉得她这样叮咛我是看轻我或是低估了我对生活的认识。她爱我，希望我生活得没有烦恼，是不是？ “妈妈，我不想嫁人！”我这么说，绝不是因为害臊或是在忸怩作态。说真的，我真不知道一个姑娘什么时候需要做出害臊或忸怩的姿态，一切在一般人看来应该对孩子隐讳的事情，母亲早已从正面让我认识了它。 “要是遇见合适的，还是应该结婚。我说的是合适的！” “恐怕没有什么合适的！” “有还是有，不过难一点——因为世界是这么大，我担心的是你会不会遇上就是了！”她并不关心我嫁得出去还是嫁不出去，她关心的倒是婚姻的实质。 “其实，您一个人过得不是挺好吗？” “谁说我过得挺好？” “我这么觉得。” “我是不得不如此……”她停住了说话，沉思起来。一种淡淡的，忧郁的神情来到了她的脸上。她那忧郁的、满是皱纹的脸，让我想起我早年夹在书页里的那些已经枯萎了的花。 “为什么不得不如此呢？” “你的为什么太多了。”她在回避我。她心里一定藏着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的心事。我知道，她不告诉我，并不是因为她耻于向我披露，而多半是怕我不能准确地估量那事情的深浅而扭曲了它，也多半是因为人人都有一点珍藏起来的、留给自己带到坟墓里去的东西。想到这里，我有点不自在。这不自在的感觉迫使我没有礼貌，没有教养地追问下去：“是不是您还爱着爸爸？” “不，我从没有爱过他。” “他爱您吗？” “不，他也不爱我！” “那你们当初为什么结婚呢？” 她停了停，准是想找出更准确的字眼来说明这令人费解和反常的现象，然后显出无限悔恨的样子对我说：“人在年轻的时候，并不一定了解自己追求的、需要的是什么，甚至别人的起哄也会促成一桩婚姻。等到你再长大一些、更成熟一些的时候，你才会明白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可那时，你已经干了许多悔恨得让你感到锥心的蠢事。你巴不得付出任何代价，只求重新生活一遍才好，那你就会变得比较聪明了。人说‘知足者常乐’，我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快乐。”说着，她自嘲地笑了笑， “我只能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莫非我那“贼风入耳”的毛病是从她那里来的？大约我们的细胞中主管“贼风入耳”这种遗传性状的是一个特别尽职尽责的基因。 “您为什么不再结婚呢？” 她不大情愿地说：“我怕自己还是吃不准自己到底要什么。”她明明还是不肯对我说真话。 我不记得我的父亲。他和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便分手了。 我只记得母亲曾经很害羞地对我说过他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公子哥儿似的人物。我明白，她准是因为自己也曾追求过那种浅薄而无聊的东西而感到害臊。她对我说过：“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常常迫使自己硬着头皮去回忆青年时代所做过的那些蠢事、错事！为的是使自己清醒。固然，这是很不愉快的，我常会羞愧地用被单蒙上自己的脸，好像黑暗里也有许多人在盯着我瞧似的。不过这种不愉快的感觉里倒也有一种赎罪似的快乐。” 我真对她不再结婚感到遗憾。她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人，如果她和一个她爱着的人结婚，一定会组织起一个十分有趣味的家庭。虽然她生得并不漂亮，可是优雅、淡泊，像一幅淡墨的山水画。文章写得也比较美，和她很熟悉的一位作家喜欢开这样的玩笑：“光看你的作品，人家就会爱上你的！” 母亲便会接着说：“要是他知道他爱的竟是一个满脸皱纹、满头白发的老太婆，他准会吓跑了。” 到了这样年龄，她绝不会是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这分明是一句遁词。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有一些引起我生出许多疑惑的怪毛病。 比如，不论她上哪儿出差，她必得带上那二十七本一套的，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选集中的一本。并且叮咛着我：“千万别动我这套书。你要看，就看我给你买的那一套。”这话明明是多余的。我有自己的一套，干嘛要去动她的那套呢？况且这话早已三令五申地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可她还是怕有个万一时候。她爱那套书爱得简直像是得了魔症一般。 我们家有两套契诃夫小说选集。这也许说明对契诃夫的爱好是我们家的家风，但也许更多的是为了招架我和别的喜欢契诃夫的人。逢到有人想要借阅的时候，她便拿了我房间里的那套给人。有一次，她不在家的时候，一位很熟的朋友拿了她那套里的一本。她知道了之后，急得如同火烧了眉毛，立刻拿了我的一本去换了回来。 从我记事的那天起，那套书便放在她的书橱里了。别管我多么钦佩伟大的契诃夫，我也不能明白，那套书就那么百看不厌，二十多年来有什么必要天天非得读它一读不可？ 有时，她写东西写累了，便会端着一杯浓茶，坐在书橱对面，瞧着那套契诃夫小说选集出神。要是这个时候我突然走进了她的房间，她便会显得慌乱不安，不是把茶水泼了自己一身，便是像初恋的女孩子，头一次和情人约会便让人撞见似地羞红了脸。 我便想：她是不是爱上了契诃夫？要是契诃夫还活着，没准真会发生这样的事。 当她神志不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那套书——”她已经没有力气说出“那套契诃夫小说选集”这样一个长句子。不过我明白她指的就是那一套。“……还有，写着，‘爱，是不能忘记的’……笔记本、和我，一同火葬。” 她最后叮咛我的这句话，有些，我为她做了，比如那套书。有些，我没有为她做，比如那些题着“爱，是不能忘记的”笔记本子。我舍不得。我常想，要是能够出版，那一定是她写过的那些作品里最动人的一篇，不过它当然是不能出版的。 起先，我以为那不过是她为了写东西而积累的一些素材。 因为它既不像小说，也不像札记；既不像书信，也不像日记。 [...]